明代皇帝即位诏中的“华夷”叙述

明代皇帝（天子）即位诏书的叙述结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从“天命”角度展现统治“正统性”；从宗法礼制角度阐述即位“正当性”；从社稷治道角度塑造统驭内外的“合理性”。明初三帝的即位诏书虽都从“正统性”阐述了“君主华夷”的“天子”地位，但在“正当性”与“合理性”层面，却多只是“万邦”“忽爽暗昧”类的隐喻性表达。历经永乐朝的内外经营，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体系基本形成。洪熙、宣德等帝除了“统御华夷”的正统性宣示外，也将“四夷朝使”纳入“万民拥戴”行列，成为塑造新帝即位“正当性”的一个要素，“中外文武贤臣”也成为展现统治“合理性”的重要政治群体。土木堡之变后天顺帝的复位诏书，在“正当性”建构上，采用“六军万姓”的模糊方式，将“四夷”排除在“万民拥戴”范畴之外，并在之后逐渐定格为“宗亲、文武群臣、军民耆老”的固定化模式。这一变化是在边疆骚动的现实促动下，通过对“中原正统”核心的稳定，维系“大一统”国家建构的一种政治文化上的调适与回应。“四夷”在“正统性”与“合理性”建构层面，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政治要素。皇帝（天子）即位诏书中“华夷”叙述的变化，也反映了明代“大一统”国家建构及华夷秩序体系演变的历史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