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经济思想的中国化：中华文化主体性基础上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典型案例

西汉中期形成的正统经济思想产生于刚刚定于一尊的儒家忠孝体系下，为缓解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副作用，主张重本抑末，黜奢崇俭。但其难以适配更高程度的生产力发展，无法解决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而汉末原始道教和魏晋玄学也未能为此提供切实方案。此时，佛教以其超血缘、重视资源和社会财富流动的精神推动中国经济思想调整了在生产与流通、消费之间的畸轻畸重之弊，并将世族这一原来政府、社会的强大异己力量一定程度上改造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然而佛教经济思想也因普世主义伦理与家族主义伦理的矛盾、僧人不事生产的观念，尤其寺院拥有政治经济特权而成为“国中之国”等问题，而与中国政府、社会产生了日趋激烈的矛盾，为此还需走向进一步的中国化。唐中叶后，随着《百丈清规》被各地寺院普遍接受，佛教寺院的经济组织模式兼顾了农业社会生产力下生产和流通的均衡，佛教经济思想也成为了一种兼具生产与流动内涵的完全中国化的思想。同时，中国本土的道教、儒家也积极向佛教学习，最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融合、儒家为主的新文化，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向肯定流通、鼓励流通的近世社会发展，为宋元明清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